省政协委员王义高呼吁:
唤起华人华侨力量遏制日本极右势力恶性膨胀
日本现有华人华侨约55万人,人数在世界排名中位列第14位,仅次于澳大利亚的69万,南韩的70万,日本华人华侨人数并不少,但长期以来“默默无闻”。
虽然华侨人数日澳韩三国大致相等,但对日政府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这不能不看到我们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工作仍然信息沟通不畅,缺乏政策理解和影响的状态。借此机会我必须强调,并非所有华人华侨都“心向祖国”,要华人华侨“心向祖国”还要看我们与海外华人华侨如何沟通得当,如何让他们理解我国的外交战略。
2014年7月8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签署了两国《经济伙伴协定》,这份协议就是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总理阿博特发表欢迎词居然作出了“钦佩二战中日军表现”的言论。此举引发澳大利亚各界的强烈愤慨和广泛批评。
澳洲华人高唱《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抗议安倍到访,不满澳大利亚总理发表“钦佩二战日军技能”言论。
与日本和韩国国内的华人华侨几乎熟视无睹的态度不同,数百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以及韩国侨民联合一起,7月8日上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议会大厦外集会,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危险行为。
我们为何未见日本华人像澳大利亚人那样发声,似乎在日本的华侨要“老实”的多,其实不然,只因为我们很少利用日本华人华侨的资源,缺乏与海外华人华侨的有效的、长期的渠道沟通,缺乏政策影响。
现在是我们转变对海外华人华侨战略和政策的时候了,我们的各级组织大多把海外华侨看成“投资人”,接待海外华侨都是为了“招商引资”,忽视与他们的政治沟通和影响,似乎我们对海外华人华侨也没有任何导向性的政治要求,联谊和吃喝接待的居多。“凝聚侨心”过于空泛,早已沦为“套话”、“空话”和口头禅。
如今,安倍强行在内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遭到许多日本人强烈抗议,但难发现华人华侨发出任何声音,难道有55万之众的日本华人华侨没有一个反对安倍如此霸道行径的吗?绝对不是。
可惜的是,我们对日本华人华侨的反应几乎一无所知,既谈不上如何合理合法利用华人华侨的政治资源, 也无法让他们(多数情况下是自愿的)给日本内阁施压,反映日本几十万人的心愿。
日本华人华侨的态度我们当然无法责怪他们,毕竟他们多数已经归化成为了日本公民,我国党和政府并不会对他们提出任何具体要求,但我国各省(市)区的华侨联合会当对日本华人华侨的“沉默”发出“某种声音”,至少可以对日本华人华侨“谈点看法”,也不至于让日本华人华侨“无动于衷”,如此沉默。如今日本最大反对党民进党、有华裔血统的女参议员、48岁的莲舫当选为新党首,她强调打破目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强”的体制,算是有点华人“情谊”。
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各级侨联长期并没有,也不知道如何与日本侨界打交道,在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突破所有法律约束之前,我国的NGO组织和世界NGO组织是非常有效的遏制日本极右势力的力量。我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总数已经超越法国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他们许多人中手掌握巨额财富,一些也积极参与本国政治,入阁当部长已经不是少数了。
我们不得不叹息,日本华人华侨的“无声”才让安倍内阁,以及自民党有恃无恐,不惧怕日本55万华人华侨民意。而澳大利亚则完全不同,若阿博特一意孤行,向安倍示好,很可能影响他的选票。
要从新认识,海外华人华侨不只是回国投钱,我们的钱多到要向美国和海外投资了,我们现在更需要海外华人华侨政治上发挥力量,促进各国互信贡献力量。
我们仔细分析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关系,症结是国家身份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互不信任。因为这个区域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现在被西方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战略安全和出口市场严重依赖西方。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间互不信任,领土、领海和国家主权观念淡薄,相互挖墙脚的多,互助信任的少,中国只顾自己的崛起,强大,却忽视了东盟各国和南亚各国的发展水平不一。像越南、菲律宾、印尼、老挝和缅甸他们与中国一样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他们都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大量的廉价产品积压了他们的出口空间,不像日本产品与他们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性”和“互补性”。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日本的高技术投资和产品更受他国政府欢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鼓励海外华人华侨更多把中国资本和技术引进去,这才符合当今的“走出去战略”,而不是找一个比中国更贫穷的国家“代替”中国生产。我国政府和华侨组织应该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而不是一味搞我们的“招商引资”,这种搞法几十年不变,用中国廉价产品“压制”需要发展的更贫穷国家。
我在新加坡工作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从华人华侨招商引资越多,所在国越恨我们。相互信任越少。
另外,我们的政府和各级侨联吸纳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智”不够,他们的海外言论不是当作“耳旁风”,就是言论不符合中国国情,甚至一些善于批判也被当作“反华言论”。他们的合理批判、批评和建言献策应该严格与法轮功,反华集团严格区分开来。
久居西方民主国家的华人华侨对国内的空气污染,腐败和低效看不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从未正面反映过他们的心声,假若谁“假惺惺”赞我们一个“伟大”则他可以在国内骗吃骗喝,可笑的是几乎所有华人华侨都知道国内官员喜欢他们唱“我的中国心”,既可彰显他们的“爱国心”,又能满足我们官员的“虚荣心”,但关键时期是否有华人华侨挺身而起就难说了,我国侨界必须向日本华人华侨发出强烈声音,中国侨界不满日本华人华侨的表现,这是非政府的声音,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新时代的陈嘉庚在哪里?但有一个陈嘉庚足以唤起东南亚华侨抗击日本。假如当今中日必有一战,别说是否有陈嘉庚,能减少“汉奸”日本帮凶就算不错了。
国际关系史上,最难处理的就是邻国关系,恰好周边国家也是华人华侨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华人华侨富足天下,如何发挥华人华侨各方面优势是摆在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年恰逢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崛起或许有被日本再次“绊倒”的可能。历史上,华侨是革命之母,新时代的华侨如何成为“和平之母”?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这是中国外交战略和华侨工作与时俱进调整的关键时期,希望全国侨联新任主席万立骏院士予以重视!(2017.7.1)
(本文获胡旭晟、赖明勇、朱道弘、朱建山、曹亚、柳思维、陈晓红、周群飞、饶育蕾、魏晓、李国雄、石光明、李琳、北冰的鼓励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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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高: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教授、湖南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特聘专家。
责任编辑: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