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权力，试图用自己那套将其利益最优化的“许可系统”，来代替民主演进过程中逐渐被遵循的“妨害系统”，并使其成为指导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时，我们就开始走上，一步步沦为凡事须政府审批、许可的无法回头之路......

毋容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凡事须审批、凡事须许可”的社会。

通俗点讲，这是一个唯有证件才与你心心相印、日日相伴，贯穿并见证着你这一生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时代。

中国人，一生中要办理多少个证件？

换而言之，中国人一生中要有多少项事须政府审批、许可？

    在中国电子政务理事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曾经共同发布的《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5)》中给出了比较权威的说法：

    “我国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各类证件、证明多达400多个，其中最常用的有103个之多。”

    然而，这仅仅是针对一个自然人。

    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有着强烈的社会属性，在社会中生活难免不会参与企业、组织、团体的事物，那广泛意义上的人（包括法人、办事人、执行人等），一生又要经历多少个证件呢？

    这个，当真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数字。

    但从一些专家的言辞里，尚能“管中窥豹”一番。譬如，2013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曾在“两会”上说起“审批多、审批难”曾这样举例：在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2年后的今天，投资一些项目仍要过53个处、室、中心、站，经过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程需要799个工作日。

    而哇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对于“审批”也曾在两会上抱怨“希望今后一瓶哇哈哈不要再审批两三个月”。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届政府的李总理一直只能拘泥于、忙碌于压缩、减少审批事项，并搞中央、省、市、县各级“权力清单”。

    但截至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部门到底还有多少行政审批事项，尚无相关统计信息，但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的时候，中央尚有1500项，地方政府合计1.7万项。

    即便一年顶天了精简1000项，五年过去，如今应还不少于1.3万项的总数，毕竟很多审批也只是下放或压缩，而不是真的取消。

    这么多的行政审批，是何时，怎么样一涌而出的？

    这真是一个众所期待的谜一样的难题。

    不难想象，这绝对不是一日而成，一蹴而就，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是此理。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私权力或民权力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

    对于有着扩张、侵犯天性的公权力来说，唯有约束、制衡、监督，才能使其老老实实为人类服务，否则，必是祸乱四起的根源。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似乎在迈入现代文明社会时，只一味强调“与国际接轨”，很快舶来了现代文明社会一切尽可能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大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权力清单。

    而对于相应的义务，却始终以“特殊国情论”，来加以有意无意的拖延、忽视、置若罔闻，甚至坚决摒弃、抵制和反对。

    权力与义务，相生相辅。

    当他们拿着长长的“权力清单”，享尽其带来的“荣华富贵”之时，而不愿想、不去想，甚至禁止人在他耳边叨叨那些义务，就撒下了一颗颗公信力丧失、民意溃散，民怨沸腾、社会问题频发的种子。

    而权力与义务的一再失衡，也终有导致天平反转，甚至座基倒塌的一日。那个时候，受伤的不只是公权力，还有私权力，以及整个社会。

    届时，再回头思考，我们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凡事都需政府审批、许可的地步，是不是有些太晚了？

    所以，还是先来理一理这个过程，虽然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学术之旅，但追本溯源总能让你“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对于这个宏大且枯燥，至为关键却复杂漫长的命题，以一本书的简易摘要说起或许会更好一些。

   戈德华特研究所（Goldwater Institute）的蒂莫西·桑德福（Timothy Sandefur）近些年一直在为市场自由的立法而奔波，以应对政府不断的用许可证制度来代替市场经济的趋势，政府妄图用许可证来引导市场发展方向。

    2016年10月，他曾到加图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 《许可证社会：统治阶级如何把我们的权利自由变成许可特权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Permission Society: How the Ruling Class Turns Our Freedoms into Privileg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这本书里，他从民主的萌芽说起，详细阐释现代文明国家民主、法治的渊源及历来著名学者、政治家及各国政府对公权力、私权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历程。

    譬如，关于欧洲的自由与民主与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的不同，是这样阐释：

    1792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著的《宪章》（Charters）一文中写道：“在欧洲，自由受到了权利的保护，而美国则将权利置于自由之下。如实而言，美国的这场改革举措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麦迪逊的意思是，不同于英国内战或光荣革命中宣称给人民自由的旧文档，美国革命所建立的原则恰恰相反——人人生而自由，政府受人民的应邀而成立。 

    又譬如，关于自由与许可的渊源与不同，阐释如下：

    从哲学角度看，自由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极度贫穷，买不起任何东西，这样的人算真正地自由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偏离所探讨的自由的本质：自由意味着不必要求别人的许可。

    约翰·洛克说，“遵循一套他人制定的自由的法则不是真的自由（试想倘若他人的幽默都凌驾于自身，谁还可以是自由的呢），自由是在法律允许下可以自由行动，支配自己的财产，行使所有权不受其他人的意愿影响，仅仅听从自己的想法。” 

    再譬如，在说到关键的“我们是怎么到了如今凡事都需要通过政府颁发许可的地步的呢？”这一核心问题时，举了一个荒唐的“建筑图纸审核”例子：

    当建筑师设计出一幢大楼或者规划好一块土地的时候，建筑师需要先去城市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官员看到图纸会说：这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样子，仅从美学而言，我比较喜欢是殖民地风格或者新殖民地风格的，而不是其他的风格。

    我觉得建筑是雕塑的一类，这是一种比较艺术化的表达，因此，建筑也是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需要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就跟其他种类的雕塑受保护的方式一样。

    建筑图纸审核制度让政府的喜好取代了设计师自己的喜好。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设计师有勇气和政府对簿公堂。

    他最后总结道：我们现在正在用许可证制度代替自由社会，在这个需要各种许可证的社会里，只有政府给予许可时，你才是自由的。

    律师用来说明这一状况的例子就是“妨害系统”（nuisance system）和“许可系统”（permit system）之间的差别。

    妨害系统是建立在古老的传统的原则之上，即只要不损害他人，你可以任意使用你的财产。

    而在许可系统中，除非政府允许，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的。

    如此，清晰阐明了，当公权力试图用自己那套将其利益最优化的“许可系统”，来代替民主演进至今逐渐被遵循的“妨害系统”，并成为指导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时，我们就开始走上，一步步沦为凡事须政府审批、许可的无法回头之路。

    而目前，这两种力量正处于博弈阶段，届时孰胜孰败，甚至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未来演进的一种方向。(文/秦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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