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前，许多伤病员都被留在了苏区，红四团团长耿飚，也差点成为了其中之一。
耿飚得了疟疾。这个病现在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但当时很常见。毛主席在长征出发时也刚得完疟疾，但身体还是很虚弱，于是就和王稼祥结伴坐担架。按主席的话说，他们是“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耿飚的病情比较严重，当时红一军团的军医姜齐贤给他做检查，说他体内什么样的疟原虫都有，发病（打摆子）的频率比别人都高，于是就向二师师长陈光建议把耿飚留在苏区养病，这可把耿飚急坏了。姜齐贤是在1931年被耿飚部队“俘虏”后加入红军的，仗着这层“特殊关系”，耿飚就去找他“理论”，然后又到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那里软磨硬泡了一阵，终于获准参加了长征。突破前三道封锁线，耿飚就这样边“打摆子”边指挥战斗，发病严重时连马都骑不上，战士们用门板抬着他走。攻打道县前，红四团驻扎在一个叫天堂圩的地方。耿飚请了一位当地的老中医为战士们治病疗伤，顺便问了他一下，有什么快速治疗疟疾的法子。那位老中医见红军对百姓秋毫不犯，买卖公平，心中颇为感动，于是就把一张祖传的秘方给了耿飚。不过呢，这个秘方采用的是“以毒攻毒”的法子，用后可能会出现脱发的副作用，老中医担心这会连累耿飚以后“寻不到堂客”。耿飚哈哈一乐：“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这个秘方里有好几味药比较难配到，所以湘江战役的时候，耿飚仍在“打摆子”。当时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到前线，看到耿飚披着一条毯子，就说他“像什么样子嘛”。耿飚的警卫员杨力马上解释了原因，罗瑞卿才明白是自己错怪了耿飚，临走时提醒杨力过江后记得给耿飚弄点药。渡过湘江后，红军在黎平“转兵”，耿飚的病也在这里迎来了“转机”，因为他终于配齐了秘方上的药。真的是“群众中出智慧”，耿飚配成了三服药，只吃了一服就基本消除了疟疾。头发确实掉了一些，但并不严重。剩下的两服药，被耿飚一直带到了延安，后来又治好了两例病人。因为这个方子的毒性大，也因为出于对老中医的尊重，再加上后来疟疾已不算顽症，所以耿飚将军一直没有公布这个秘方的具体配成。那一年是1929年，刘英入读了位于莫斯科的劳动大学（前身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那时都是学校的助教，负责翻译苏联教员的授课内容。刘英在苏联学的是无线电，1932年冬毕业后回国，辗转半年的行程，于1933年6月抵达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刚到不久，张闻天就打来了电话，说要打尤克娜的“土豪”。尤克娜是刘英的苏联名字，而“土豪”是指他们这些新到苏区的同志，身上都会结余一些组织上发的路费，可以用来请大家“撮一顿”。长征出发前，刘英在于都征兵，她是“扩红”突击队的队长，但当时的肃反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一次，刘英被请去审问“破坏扩红的反革命分子”，这让她感到很为难，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人是被冤枉的。恰在此时，一名红军战士骑马送来了一封张闻天的长信，信中指示在“扩红”中“不能乱来”。刘英当即把被抓的农民释放了。这段往事，出现在王树增所著的《长征》里，书中有这样一句推断：
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她在万里长征结束之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
长征时，刘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被编入休养连的女红军。他在“红章”纵队（军委二纵）担任巡视员，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红军“大搬家”的种种问题，刘英这个巡视员是最清楚的，所以经常会被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团”找去了解情况。遵义会议后“红章”纵队撤编，刘英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参与群众工作。而张闻天向她“表明心迹”，是在二占遵义的时候。据刘英回忆，张闻天安排警卫员煮了热气腾腾的酒糟，但两人的话说着说着就冷场了…沉默了好一会，张闻天才终于开口，希望和刘英“不仅做一般的同志…”这份“拒绝”，并非出自刘英的本心，她考虑的，是在当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完全不适合“谈恋爱”。其实，张闻天和刘英之间，从相识，到相敬，再到相爱，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很多人都看在眼里，也想撮合他俩。在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有这样一个剧情：毛主席和周恩来劝说刘英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上级领导便是张闻天。这个剧情设计得挺生动的，毛、周二人“一唱一和”，然后朱老总“一头雾水”。剧情也是真实的，当时想成就这段姻缘的还包括有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在剧中，刘英担心不能胜任新工作，于是毛主席说：“刘英同志，还是有人会帮助你的。”这句影射张闻天的话，其实是李富春在下达调令时对刘英说的。刘英也一度认为是李富春在撮合她和张闻天，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不过这个剧情在时间上做了改编，设定为一渡赤水前的桐梓城内。而实际上，刘英是在1935年4月间，也就是四渡赤水之后，才接替邓小平担任了中央队秘书长。不久后召开的会理会议，刘英成为了亲历者之一，许多关于此次会议的文章，都会引用刘英的回忆录。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于11月达到瓦窑堡。张闻天向刘英的“求婚”和他的“表白”一样含蓄：“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二人的婚礼没有仪式，也没有请客，就是“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毛主席当时没在瓦窑堡，回来后就嚷着要张闻天夫妇请客，还说不请客就不承认，不算数…这个故事，大概是长征中最让人觉得温暖的故事之一了。但掉队的情况经常会发生，甚至连总参谋长刘伯承都经历过一次。那是在1936年甘孜会师后，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筹办红军大学并担任校长。部队行至宁夏和甘肃交界的一座大山边，跟在主力部队后面的红军大学遭遇了敌人的袭击和飞机轰炸。刘伯承负伤后无法行走，与妻子汪荣华和警卫员一起掉了队，所幸遇到了红军大学的收容队，才脱离了险境。长征中的收容队，可以说是许多红军战士心目中的“救星”。干部团二营特派员肖赤，在土城战役中负伤，一渡赤水后掉队，同样因为遇到了收容队而得以脱险。结局虽然有惊无险，但这个故事特别能反映长征时的那份艰辛。肖赤在土城战役中被飞机炸伤了左脚，因为血流不止，在昏迷中被战友抬出了阵地。一渡赤水时，他已无法行走，部队领导安排了两名通讯员给他，然后又在当地雇了两名群众，用担架抬着肖赤赶路。当时军情紧急，部队都是急行军，所以肖赤等五人就慢慢掉了队。走了几天后，一名通讯员扮成老百姓出去找吃的，但一去未归，肖赤推测是遇到了土匪或其他意外。另一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小通讯员，不久后因极度的劳累和饥饿，倒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最后，两位抬担架的老百姓也走不动了，不得不选择了放弃。他们在离开前把肖赤安置在了一个小村庄的边上。肖赤当时仍在昏迷中，夜里被一场大雨淋醒后，他开始拖着伤腿往村子里爬。长征前，肖赤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身负重伤，住院期间的保卫工作就是肖赤负责的。因为这份“职业敏感性”，肖赤一边费力地往前爬，一边还要清除身后的血迹，就这样爬了两三个小时，总算爬进了村里。进村后，肖赤选了一户被烧坏的房屋，躲在了厕所间一个倒满稻灰的大坑里。他吃了一些未烧尽的稻壳充饥，又因为稻灰的包裹而止住了流血，得以迷迷糊糊地“休养”了一个昼夜，然后继续爬着去寻找部队。肖赤的想法就是爬到山上去，但他爬了整整一个后半夜，才爬到山脚下。眼看天就要亮了，肖赤只得找了个草丛继续隐藏起来，一直昏睡到再一次入夜。就这样爬一会，藏一会，睡一会，靠着雨水解渴，树叶充饥，红军肖赤以惊人的意志力在山上又坚持了两天两夜。期间他数次被枪声惊醒，还曾目睹押着红军伤员的国民党士兵从他附近经过。所以当红军收容队出现时，肖赤谨慎分辨着对方是敌是友，直到耳闻有人提到“李克农”这个名字，他才拼命晃动起了藏身洞口边上的树枝。收容队找到肖赤时，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只能用尽力气在地上写下了“干部团”三个字，便再次昏死了过去。肖赤得救了，干部团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救治，还打报告为他调来了中央首长的用药。红军巧渡金沙江，干部团再次受命出征，那时的肖赤已经回到了战斗第一线。
来源：杜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