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经历了深刻变革与多重动荡，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脱钩断链”的政治操弄以及地缘冲突的强干扰等因素，推高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排他性，加剧了阵营化的分裂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格局演变叠加，冲击亚太地区发展环境和合作架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动态博弈重构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资本流动的基本模式，传统经贸体系面临改革和规则重塑。同时，数字化、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等新兴领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新动能和新方向，也成为主要经济体竞争的新高地。2024年11月，随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的成功召开，亚太区域经济治理乃至世界经济治理迎来新的里程碑。2025年1月，美国新一届政府推行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施政方针，其带有明显单边主义特征的政策组合在短期内就对亚太地区的产业分工格局和经济发展态势造成了明显影响。世界银行2025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和政策不确定性将推动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慢速度。同时，这场动荡导致近70%经济体的预测增速下调。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和重要增长引擎，其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路怎么走，关乎地区发展、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全球未来。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亚太各经济体肩负更大责任，作为亚太区域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更是义不容辞。中国已与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高度互补、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在公平竞争中实现深度融合发展。“十五五”时期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的关键阶段。同时，“十五五”期间我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挑战。因此，科学研判这一时期亚太区域经济的演变趋势，对于中国深化国际战略空间、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登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指引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以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前进方向，分析“十五五”时期中国应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以及如何引领亚太区域合作走向下一个“黄金三十年”，共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规制，共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篇章，共创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新奇迹。

（一）经贸规则竞争激化区域矛盾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围绕经贸规则制定的竞争日益激烈。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2019年全球范围内大约实施了1000项贸易限制措施，而2023年这一数字激增至3000项。例如，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战略，以“去风险”为名泛化“经济安全”，加强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并频繁实施超出传统司法管辖范围的制裁行动，强推产业回流及与特定国家或地区“脱钩断链”，通过倡导“友岸”和“近岸”外包，意图重构全球产供链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版图，试图通过双边谈判重塑国际贸易秩序，而这同时割裂了原有建立的友好经贸合作秩序，激化了区域经济合作矛盾，给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2025年5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终止实施运行已十年的T86免税通道政策（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免税待遇）。该举措是“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降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重塑贸易秩序。这项曾支撑中国和世界各国跨境电商快速扩张的制度性红利消失后，直接触发了全球跨境电商格局重构，行业系统性调整也将随之展开。相比之下，欧盟则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倡导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大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促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上不同的立场和行动反映了各国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立场分歧，以及对国际贸易本质认知的差异，使得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进程中的利益协调更为困难，显著增加了规则重构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二）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带动新兴市场崛起

近年来，“全球南方”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显著提升，非盟派团斡旋俄乌冲突、非洲加快自贸区建设、RCEP全面生效、巴西重返拉美共同体、二十国集团吸收非盟加入、金砖机制增加6国等事件的推进，为亚太地区增添了积极稳定因素。2025年5月，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跨区域峰会的成功举行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历史性突破，彰显了发展中国家携手维护共同利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为南南合作树立了新典范，展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协同性与主动性。当前，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移，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迅速崛起。202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了《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5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5年度报告》两份旗舰报告。报告提到，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仍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东盟等继续展现出强大韧性，在经济增长、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继续走在世界前列，成为稳定和支撑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与基石。此外，除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外，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在资源供给、市场容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带动新兴市场的崛起，逐渐改变着全球产业链布局，更为世界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三）多国大选加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2024年堪称全球政治周期的“超级选举年”，全球大致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重要选举，覆盖全球近一半的人口，涉及超全球一半的经济规模。其中，既包括美、欧、英、法、日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亚洲的印度与印度尼西亚、非洲的南非、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为争取连任，部分国家的执政党倾向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宽松组合拳等手段提振经济。此类选举周期驱动的短期刺激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选民的不满，却可能埋下财政赤字扩大、债务风险攀升等长期隐患。同时，随着政治权力更替，大选后的新执政团队或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政策转向，深度重塑国际贸易秩序与产业合作格局。例如，特朗普2.0政府的贸易政策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一方面，对中国实施“阶梯式关税”，迫使跨国企业加速重构供应链，“去中国化”压力通过产业链传导至整个亚太地区。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实施“友岸外包强制令”，要求美企将40%关键矿物采购转移至FTA伙伴国，直接冲击了中越稀土加工链，并诱发东盟国家制定本土供应链安全法案，形成“防御性产业政策”的扩散效应，其深层影响将导致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系统性瓦解与范式性重构。此外，美国征收“对等关税”将迫使贸易伙伴降低对美贸易壁垒，单边规则输出将导致RCEP与CPTPP等区域协定出现制度性冲突。

（四）全球范围内多点爆发的地区冲突加剧了经济安全风险

当前，以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紧张态势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加之非洲多国相继发生军事政变、缅北地区冲突频发以及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等事件，可见国家间军事冲突成为首要安全挑战。2025年5月，印巴冲突爆发，尽管双方在短时间内达成停火协议，但边境地区的冲突余波未平，其冲击正通过能源市场、供应链体系和粮食安全等关键领域，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引发连锁震荡。同时，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势力的再度活跃引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对国际安全格局构成了严峻挑战。此类行为通过制造恐慌情绪，对全球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上也表现得更加克制，直接抑制了全球需求的复苏，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强干扰源。此外，以上冲突和不稳定因素所引发的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无疑增加了全球治理的复杂度与难度，在严重威胁经济稳定的同时，也对多边合作机制提出了新的考验。

（一）第一阶段：探索与萌芽（1967—1988年）

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处于冷战对峙格局中，亚洲国家在冷战的地缘政治压力下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受到美苏对抗和地区内冲突的威胁，区域内的政治局势高度不稳定；另一方面，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资本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困境。这一阶段，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逐渐从战后凯恩斯主义转向区域经济合作，在冷战格局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双重驱动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东南亚各国急需通过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稳定。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联合创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为区域内政治和经济对话提供了良好平台，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协同发展，是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在全球层面上，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结构，能源成本急剧上升和全球通货膨胀加剧使发达国家经济活动放缓，而亚洲国家通过经济合作与出口导向逐步融入全球化潮流，东亚经济的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这种东升西降的趋势推动了亚太区域内部加强经济联通的需求，1980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成立，并于1992年改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PECC的成立为亚太经济体之间提供了一个非正式对话的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北美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促使亚太地区认识到建立更加紧密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尽管成员之间的经济差异、政治分歧以及制度障碍导致PECC的实际效能有限，因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其也为后续的APEC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二）第二阶段：发展与推进（1989—1996年）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即将结束，全球经济开始向多极化发展，亚太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提升，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趋势。欧洲通过《单一欧洲法案》推动经济一体化，北美则在讨论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内贸易增长迅速，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多边合作机制，以协调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在此期间，太平洋经济委员会（PBEC）和PECC等论坛的讨论与合作活动，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持。1989年11月，首届亚太地区部长级会议召开，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诞生，也被视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迈入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APEC通过其非约束性机制，为亚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合作提供了灵活的框架，缓解了成员之间对经济主权的担忧，极大地加速了亚太地区经济体的经济联通。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国家中转型经济体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贸易自由化成为国际经济政策的主流。东盟成员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内部贸易的比重仍然较低，各国依赖对欧美市场的出口，面临外部竞争压力，迫切需要通过内部市场整合来增强竞争力。1992年1月，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宣布从1993年1月1日起，在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以提升东盟内部的贸易流动性，巩固东盟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同年8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关于三国间全面贸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同时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正式成立，进一步拓宽了北美的经济合作空间。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APEC成员认识到有必要为区域合作设定明确目标，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契合，并强化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动能。1994年11月，在APEC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茂物宣言》，提出了“茂物目标”，即到2010年实现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到2020年实现发展中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茂物目标”为APEC合作确立了清晰的发展方向，其提出后亚太地区逐步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并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然而，这一时期是区域合作竞争加剧的阶段，其他地区性贸易协定对APEC的机制形成了外部压力。

（三）第三阶段：深化与拓展（1997—2007年）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区域内经济体造成了严重冲击，韩国、印尼等国的金融体系濒临崩溃，IMF救助方案的严苛条件激发了区域经济体寻求自主危机应对机制的需求。同时，金融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使区域内货币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性增强，合作需求进一步加大。为此，东盟与多个伙伴国建立了“10+1”“10+3”和“10+6”等合作机制，即分别与中国、中日韩三国以及中日韩印澳新六国展开合作。这些机制起初聚焦于经济合作，随后逐渐扩展至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套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模式，对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亚太地区通过金融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随后，由于WTO多边谈判陷入僵局，APEC“茂物目标”未能如期实现，促使WTO成员将目光投向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体系。亚太经济的产业链深度融合使区域内经济体间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优化资源配置的需求显著上升。在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兴起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国家纷纷签署双边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后续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系列FTAs的签署推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并在全球层面上形成了“亚洲生产基地”的格局。总之，这一时期的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与拓展，积极构建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取得了较大突破，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探索了新路径。

（四）第四阶段：转型与提升（2008年至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化面临逆流，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阻，亚太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交叉重叠，呈现“意大利面条碗”格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转型期。这一时期，美国为稀释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提升的经济影响力，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通过高标准规则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TPP谈判11个成员国中有4个东盟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及文莱），导致东盟内部出现TPP成员国与非TPP成员国两大阵营，使东盟面临被边缘化、分裂化的危险，即TPP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对东盟内部的经济整合与统一构成了挑战，部分成员国担心TPP会削弱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凝聚力。因此，东盟为了平衡TPP的冲击，维护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于2012年11月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聚焦包容性发展，填补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带来的空白。随后，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北京APEC会议作出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的历史性决定，通过FTAAP框架促进包括TPP和RCEP在内的各区域性合作治理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区域治理规则的有效整合。这样，亚太地区呈现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的局面，同时各方也在积极推进FTAAP的构想。TPP和RCEP的形成分别体现了区域合作的两种模式，前者以高水平规则促进开放与创新，尽管美国于2017年退出TPP，但调整后的CPTPP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后者则整合了东盟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网络，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两者共同推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但也加剧了机制竞争与协调难题。2024年11月，秘鲁利马APEC会议通过了《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内FTAAP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措施，强调FTAAP不仅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力量。

（一）新焦点：合作重点转向产业链重构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从传统的贸易自由化向更深层次的经济协调转变，产业链重构成为区域合作的新焦点。这是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动应对，同时也反映了区域内部深化合作的现实需求。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亚太经济体面临着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双重挑战。为此，亚太区域经济的合作重点正从单纯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转向通过强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这一趋势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表现得尤为显著。自RCEP生效以来，区域内成员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其积极成果已经超出东盟等核心成员，产生了溢出效应，并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提升了亚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同时通过产业分工优化与技术扩散，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跃升。“十五五”时期，随着各经济体进一步推进供应链多元化与绿色化，亚太区域内的产业链重构将继续引领区域合作方向，增强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韧性和竞争力。

（二）新模式：“双边合作+小多边联盟”模式加速兴起

为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局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从大规模多边框架转向灵活性更高的“双边合作+小多边联盟”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在推动和平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方式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多边主义内在的一些局限性逐渐显露，例如存在“搭便车”现象、决策效率不高、成员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等问题。由此，政治决策者开始探索通过减少成员国数量，即建立“双边合作”和“小多边联盟”合作机制的形式应对多边主义的不足。“双边合作”通过点对点的深度协商，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不同国家的政策需求与利益关切；“小多边联盟”则通过志同道合的经济体抱团合作，形成特定领域的区域合作网络，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绿色金融等单一议题形成“利益同盟”。这种新型合作机制规模小、合作效率高、临时性强、决策进程快，通过非正式的对话和协议进行灵活合作，打破了多边框架下成员国难以协商一致的僵局，更符合成员国的实际诉求，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构建“小而美”的经济合作体。“十五五”时期，“双边合作+小多边联盟”等新兴合作方式将在区域经济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抓手。

（三）新引擎：区域创新与数字经济合作深化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高地，其区域合作的动力引擎正在向以创新驱动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数字化加速，亚太各经济体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数字交易标准以及技术标准互认的需求持续增长。2024年，在亚太经贸高峰论坛上，“亚太区域数字经济合作计划”正式启动，标志着亚太区域各经济体在数字技术、政策协调和市场联动方面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同年，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利马APEC会议上宣布中方将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推动共建开放、包容、非歧视的数字经济环境。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建共享模式将成为趋势，特别是5G、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推广，将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此外，亚太经济体将在推动数字支付、电子商务、智能物流等方面加深合作，降低数字经济领域的准入门槛，创造更加包容的数字生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经济活力，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中的地位提升。“十五五”时期，创新和数字经济合作将成为区域内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建立亚太数字经济共同体将成为区域内经济体的共同目标。

（四）新方向：绿色经济合作蓄势待发

在G20里约峰会会议议程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被列为核心议题之一。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绿色转型为区域内合作开辟了全新空间，亚太各经济体逐步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区域合作框架之中。区域内的能源结构转型、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碳减排技术协作为绿色经济合作的深化奠定了一定基础，这一趋势的演变首先体现在绿色能源领域。在技术进步和政策驱动下，可再生能源在亚太地区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开发项目成为区域内投资合作的新热点。同时，区域内的绿色金融发展迅速，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投资基金的跨境流动使得各经济体间的绿色资本合作逐步深化。此外，亚太地区的贸易和供应链正逐步向绿色化和低碳化转型，构建绿色供应链成为企业和政府的优先议题。“十五五”时期，这一趋势将进一步演变为一种系统化的绿色经济合作网络，各经济体通过协同减排目标、共享绿色技术以及逐步建立区域碳交易市场，实现从单一绿色项目合作向全面绿色经济协同过渡，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将从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转向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范式。

（五）新视角：包容性发展与社会保障加强

亚太区域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衡，已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瓶颈。后疫情时代，各经济体日益重视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合作范式从以效率为主导向兼顾公平与普惠转变，推动包容性发展与社会保障合作成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角。2024年11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G20峰会把“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作为主题，并决定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表明区域内经济合作正逐步从单纯关注经济指标转向更注重人的发展，包容性增长理念在合作议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探索跨境社会保障也正成为区域内经济合作的新视角。随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的加剧，社会保障互认、医疗服务合作和教育资源共享等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为确保各经济体能够公平地从区域合作中受益，针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经济体的特殊支持机制正在区域内逐步形成。“十五五”时期，这将有望进一步演变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合作机制框架，在涵盖经济层面的互惠基础上，扩展至社会公共服务和文化融合领域，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更强的社会基础，也使区域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问题。

（一）产业升级发展机遇凸显，全球竞争压力同步增大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凭借强劲的经济活力和广阔的市场潜力，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高端化发展提供了独特契机。随着区域内各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持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区域产业链重塑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国具备在传统制造业基础上向产业链高端延伸的现实条件。例如，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拥有强大的零部件配套能力和制造规模优势；在5G通信、人工智能、半导体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持续取得突破，有望从单纯的加工制造向高端研发设计和品牌整合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拓展，实现“由大变强”的关键跨越。另一方面，区域产业链重构促使中国加强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产业协同与合作。例如，通过与东盟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合作，中国能够将更多资源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与日本、韩国在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度合作，有助于中国吸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在更高水平上提升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协同性与国际竞争力。

然而，在亚太地区产业链重构深入推进过程中，区域内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加快对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布局与争夺。部分发达国家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之名，实施贸易保护和抑制中国发展之实，维护其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主导地位，强化对关键领域的技术遏制和产业压制。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借助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实体清单等手段，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制造技术、高端半导体设备等关键资源，试图在关键节点上“卡脖子”，阻碍中国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转移订单，诱发部分产业链环节和阶段加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目前，美国加大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采购力度，这与部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孔雀东南飞”不无关系。同时，区域内新兴经济体也在积极承接全球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新一轮产业转移。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红利和外向型政策支持，在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快速崛起，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与订单流入，削弱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市场份额与比较优势。面对亚太区域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强化自主创新，深化区域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区域产业链合作体系，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升级与发展。

（二）提升双边经贸关系韧性，多边规则体系博弈进入深水区

在当前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经济体普遍重视经贸合作的“去风险”与“稳预期”，由此带动双边经贸关系呈现更强韧性与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国持续拓展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经济体的双边合作，推动双边自贸协定提质升级，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机制，有效增强了区域经贸往来的抗压能力和稳定性。同时，与俄罗斯在能源安全、本币结算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以及与海湾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的互补对接，都为中国构建多元化经贸网络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根据不同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制定合作方案，呈现明显的“精准对接”特征，而非简单的数量扩张。例如，在东盟着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联通与数字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合作新模式，在中东地区探索新能源技术转移与产能协作新路径，将显著提升双边经贸关系韧性。

此外，亚太多边规则体系进入重构博弈的深水区。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为起点，亚太区域正形成多个高标准规则体系并存、相互竞合的格局。美日韩、美澳印等“小多边联盟”不仅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协定设置准入门槛，更试图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等前沿议题上建立排他性规则体系，压缩中国在新兴产业中的战略空间。更为复杂的是，这些“小多边联盟”正试图将价值观因素纳入经济合作标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清洁网络计划”等充满本国政治企图的方向性计划，意欲重塑区域经济治理的合法性结构，对中国参与区域规则制定提出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还需要同时应对RCEP、CPTPP、DEPA等多个区域协定在原产地规则、数字贸易条款、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性要求，对国内政策协调能力和企业合规成本管理构成多重考验。因此，中国在稳固双边关系的同时，更需强化对多边规则动向的战略研判与制度应对，统筹推进国内改革、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合作三者之间的协调互动，确保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演变的进程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三）数字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标准竞争面临系统性重构

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区域创新与数字经济合作深化的演变趋势下，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的强力支撑。人力资本、创新资源和制度优势等有利条件，将为“十五五”时期中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开辟广阔前景。一方面，亚太区域数字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制造业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生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服务业借助数字平台拓展了业务范围和服务模式，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的溢出推动了中国新兴数字产业的崛起。基于在数字经济领域已具备的坚实基础，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能够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相结合，从而孕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企业，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然而，数字技术的快速溢出也可能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依赖，若不能及时消化吸收并实现再创新，可能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

标准是战略竞争的中心主题之一，传统的国际数字技术标准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中国在其中的话语权相对有限。随着亚太地区数字经济合作的加强，区域内各经济体纷纷争夺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权，试图在新兴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这为中国提供了参与标准制定的机遇。中国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在区域数字技术标准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立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国际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来自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例如，美国正着力在亚太地区打造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数字治理架构，并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数字经济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全面布局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亚太地区的应用，旨在通过垄断关键技术标准制定权，主导区域数字技术演进路径。数字技术标准竞争的加剧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企业需要在技术创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通过融入亚太区域创新网络，逐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水平，以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更好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

（四）强化绿色转型先发优势，低碳发展遭遇国际规制硬约束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迎来绿色经济合作加速启动的关键阶段。从积极层面看，中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早期布局和技术积累正转化为显著的竞争优势。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电动汽车产业链完整性、光伏组件全球市场份额等方面已确立明显的领先地位，更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机制，积极输出绿色基建标准和碳中和技术解决方案。由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光伏国际标准占比达62%，有力印证了中国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中占据一定主导权，其技术扩散与产业联动效应将带动整个亚太地区可再生能源投资回报率的持续改善，并使中国在区域绿色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然而，在欧盟出台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之后，亚太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和加拿大也相继出台了碳边境调节机制和可持续产品标准，中国出口企业承受着双重合规压力。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覆盖范围已从钢铁、水泥等基础工业品向氢能、间接排放等领域扩展，而美国《清洁竞争法案》（CCA）提出的碳排放分级征税制度可能重塑区域内的贸易条件。同时，部分亚太国家开始将环境标准与自贸协定挂钩，如CPTPP环境章节对其成员碳排放定价机制的要求，以及RCEP框架下日益严格的产品环境足迹（PEF）披露义务，将大幅提高中国传统高碳产业的出口成本，更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区域绿色金融合作深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既迎来扩容机遇，也面临定价权竞争挑战。随着新加坡、东京等区域性碳交易平台的互联互通，亚太碳市场正从分割走向融合，这为中国碳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国际机构投资者对碳价形成机制透明度和环境完整性标准的更高要求，以及上述提到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作为全球首个正式实施的“碳关税”，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将倒逼中国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监测、报告、核查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和国际气候融资规则变化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重新评估。特别是当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开始对低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时，中国在储能电池、氢能电解槽等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将凸显。技术保护主义倾向与绿色经济合作的开放性诉求之间的矛盾，要求中国在维护自身产业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绿色治理规则的协商制定。

（五）拓宽发展经验输出渠道，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深层次改革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经历着包容性发展与社会保障加强的深刻转型，推动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输出，同时又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改革要求。区域合作逐步向注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在减贫、医疗保障和教育普及等领域的成功实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特别是在东盟、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精准扶贫模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被视为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中国在区域发展中的软实力得到实质性增强。同时，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养和制度示范等渠道，中国有效实现了发展理念的全球传播。例如，2025年5月，中国开出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100个“小而美”项目清单，深化同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区域发展议程中的话语权。然而，在中国经验输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本土化适配的挑战。亚太地区不同经济体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要求中国必须调整输出途径、输出方法和输出模式，从单一的模式移植转向更加灵活的方案组合，以持续提升输出效果。

在此背景下，亚太区域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对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形成了倒逼机制，推动制度创新向纵深发展。亚太区域内各经济体普遍加大对失业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普惠金融等领域的投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急需从“广覆盖”向“高质量”转型。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区域化推广、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跨境合作尝试，以及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的数字化改革，都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照。同时，区域社会保障标准的趋同趋势，要求中国必须解决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城乡分割、地区差异和制度碎片化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平台，完善跨区域转移接续机制，推进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市场化改革，从而提升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此外，2024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6%，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叠加劳动力流动常态化的压力，中国需要创新社会保障供给方式，探索更为协调、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混合模式，发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应对区域合作深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挑战。

（一）坚持开放包容，营造互利共赢的合作环境

开放包容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旋律，是推动亚太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关键抓手。“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并存发展，全球价值链的重组正对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成挑战，世贸组织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当务之急。“十五五”时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应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着力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化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开放协同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对外开放枢纽区域，培育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开放型经济增长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体系。同时，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立场，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世贸组织的改革工作。此外，通过多边平台强化政策透明度与合作共识，高标准推进RCEP有效实施，发挥RCEP的贸易创造效应和投资增长效应，降低贸易、投资和技术性壁垒，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现状，携手抵御可能破坏地区发展与繁荣的不良因素，促进亚太地区平衡、协调、包容发展，营造互利共赢的合作环境。

（二）坚持制度创新，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

制度创新为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提供制度保障，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数字化、绿色转型为核心的全球新经济浪潮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注入了新动能，激发创新活力、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亚太地区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各经济体应以创新合作为抓手，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心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第十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中指出：“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要强化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会议功能，在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十五五”时期，面对不断加快的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进程，中国应在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为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在内的新兴领域制定各方广泛认可且切实可行的规则，为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稳步推进价值链优化升级。推动亚太各方深化区域内创新资源的共享与协作，以开放的态度推动构建创新合作网络，在物联网、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发与技术转移。号召各经济体以亚太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强的政策协同，降低技术合作的风险与成本，共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创新驱动型产业集群建设，利用亚太区域内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多样化需求，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形成区域内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亚太地区实现生产力跃升。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推广智能制造、绿色供应链等创新成果，着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三）坚持协同融通，构建互联互通的合作网络

互联互通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要在注重基础设施物理连接的同时，更关注贸易规则、标准和人员往来的软性连接。自从2014年北京APEC会议倡导互联互通以来，十年间路网畅联、资金活跃、合作紧实，亚太地区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实现了更有效的流动。2024年11月，秘鲁利马APEC会议期间，秘鲁钱凯港正式开港，拓宽了拉美整体发展及一体化建设道路，标志着一条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对秘鲁增强海上互联互通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应充分发挥在基建、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重点推进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服务体系的一体化整合，打造覆盖全区域的立体化联通网络，促进区域内物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高效配置与自由流动，深化市场一体化进程，纵深拓展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与潜力。第一，推动亚太各经济体加速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深化与泛亚铁路网、跨境电网等项目的对接，提升区域内物流和能源网络的效率并扩大覆盖范围。同时，通过多边基金、公共私营合作（PPP）模式等灵活机制，减轻建设资金压力。第二，构建数字互联互通网络是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方向。要通过加快亚太区域内5G网络部署、数据中心建设和电子商务平台对接，实现数字经济红利的全面释放。第三，加强软联通。统一区域内海关规则标准，实现物流通关便利化。增设教育合作项目及文化交流机制，促进区域内民心相通，为区域经济合作夯实社会基础。

（四）坚持普惠共享，打造命运与共的合作格局

普惠共享是亚太区域发展的根本之计，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这就要求各方在深化合作中构建利益共同体，同时践行责任共担机制。亚太区域不应是封闭或排他的集团，而应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各经济体应是合作共赢的理想伙伴。发展和安全是驱动亚太秩序的两大基本维度，是打造命运与共合作格局的基石。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亚太合作的典范，为国际多边关系提供了平衡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具体经验。“十五五”时期，中国应当充分借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经验，在关乎亚太区域各经济体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第一，在区域内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需在区域合作中平衡发展水平的差异，通过多边机制引入差别化政策安排，对中小经济体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以降低区域内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二，在推进合作过程中，应注重长短期利益结合，短期内通过扩大市场开放提升经济活力，长期通过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保障稳定和韧性。第三，关注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将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目标纳入合作议程，确保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效益。新形势下，中国和亚太各经济体更要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确保各经济体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积极寻求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携手做大全球经济发展的“蛋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共同开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同心共筑命运与共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来源：《经济纵横》2025年第8期

初审：刘维刚

复审：杜磊

终审：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