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新时代以来,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在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中的作用突出。
一方面,县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和人口城镇化纵深推进的关键载体。我国县域经济比较活跃,往往是全国乃至全球工业细分领域产品的主要生产制造基地。例如,福建晋江曾制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旅游鞋,辽宁兴城生产了全球市场上约四分之一的泳装。而且,县城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据统计,2024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还有4.65亿农村人口还没有成为城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县域。另一方面,县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区域单元,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在此相互交融。县域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城市现代化问题,还要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当前,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正处于迫切需要重构的阶段,面临着产业集聚与转型升级困难、要素集聚力弱化、发展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要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强政策统筹,精准扩大有效投资,积极破题解难,稳步提高县域经济质量和水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县域经济新篇章。
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产业集聚与转型升级困难
目前,我国相当多数的县(市)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集聚能力不强,也缺乏有利的条件承接区外产业转移。而且,昆山、江阴、晋江等全国百强县普遍遇到的棘手问题,也是传统产业占比较大、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升级方向和路径不够明晰、产业发展后劲愈发不足等问题。可见,产业强县仍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要素支撑力减弱
现阶段,许多县(市)处于人口、资金等要素资源外流的状态,由此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经济增长动力。而且,长期以来,要素资源源源不断流入大城市,进而形成空间发展的“马太效应”,即大城市集聚效应太强,但扩散效应却不足,而县域对要素集聚能力偏弱,以至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三)发展环境有待改善
有些县(市)距区域中心城市有一定的距离,产业发展的物流成本和商务成本较高。有些县(市)承担着保供粮食、守护生态、资源供应等功能,而从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形式获得的实际补偿,通常难以弥补保障功能投入或区域利益损失,于是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的问题。
二、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
(一)龙头带动
县域经济是经济主体的聚合,龙头企业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促进龙头企业壮大发展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县域经济发展得好不好,主要取决于龙头企业的实力强不强。目前,一些县(市)的龙头企业正处于再创业的关键阶段,其再创业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当然,还有一些县(市)产业发展缺少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亟须通过引进龙头企业项目投资加快发展步伐。
从经济发展增量看,龙头企业是当前形势下促进县域经济体量壮大和实现稳增长的主力军。多数县(市)都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地区的龙头企业项目投资,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吸引更多同行企业或相关配套企业集聚。龙头企业的到来,不仅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规模增长,还有利于带动本地要素资源开发与转化,吸引更多企业进入,由此逐渐形成由小到大、根植型的产业生态。
从经济发展存量看,龙头企业是实现县域经济从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跃的关键力量,也是我国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梁柱。目前,诸多产业强县、工业大县都迫切要解决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这种状况客观上要求充分发挥地方龙头企业作用,支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开辟数智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新赛道,带头转型、领头升级,以大带小,吸引更多中小企业进入,加快形成产业链完整和产业生态完善的产业集群。并且,龙头企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应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主要载体作用,逐步改善县域经济的质态。 (二)数智赋能 一方面,从产业数字化看,随着数字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和数智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广泛深度渗透,县域产业现代化融合数智技术可以实现全方位推进。企业上云、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越来越多地融入产业发展之中,实现数实融合、价值增值。产业数字化在很多领域能够有效节约劳动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也催生了新的就业需求,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网络主播等新职业。 另一方面,从数字产业化看,县域数字经济初具规模,县域数字产业资源丰富多样,公共数据产业、文化数字产业、自然资源数字产业等业态都极具发展潜力,未来可以将更多的文化旅游资源、公共数据资源、能源矿产资源转化为数据资源,开发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业态。此外,针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化成本问题,地方政府可采取奖补政策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企业数字化“成长的烦恼”,鼓励数字产业化发展。 (三)场景创新 实践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迭代创新、产业化应用高度依赖场景创新,应用场景将填补新技术孵化与规模化应用、产业化发展之间的鸿沟,其作用体现在新技术经过数次打磨成型、新技术与更多应用场景高效结合等。不仅如此,随着新型消费形式、业态的涌现,县域消费升级也需要更多的消费场景作为支撑,这类场景让消费者能够进入沉浸式消费体验,从而促进产品精准匹配消费者需求。我国县域经济地域差异大,应用场景资源丰富,一旦进入产业化环节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从场景多样性看,我国县域经济不仅具有涉及三次产业的业态多样性,还具有地方市场需求的广泛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特点将赋予场景创新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表现形式。从场景规模看,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优势,新技术、新模式、新消费融合县域的应用场景如果能得到消费者认可、满足市场需求,那么其进入产业化以后就比较容易形成市场合意的产能。因此,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促进消费升级,是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 (四)抱团发展 各地县域经济各具特色,但产业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区域竞争相当激烈。在当前形势下,县(市)若以扭曲要素资源配置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展开招商引资竞争,显然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此宜做出必要的改变。 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看,许多县(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相距不远,应积极融入中心城市,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和消费市场辐射,通过与中心城市抱团发展,提升自身的发展能级。 从空间组织看,地理邻近的县(市)之间往往具有相近的要素禀赋条件,也容易发展同质化的产业,若共同采取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推进共性技术平台共建共享、促进要素资源共聚共用等相向而行的举措,那么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协作的“堵点”“卡点”就有望被打通,从而形成健康、高效的产业生态。 从产业组织看,中小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有数量多、个体小、创新能力弱、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等特点,需要加强彼此合作。地方政府有必要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吸引社会力量成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共性技术机构、融资担保机构、法律商务咨询机构等,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平台深化合作,形成以产业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相互耦合的利益共同体。 (五)招才引智 人才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也是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保障。长期以来,人才流失、引智困难成为影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块短板,特别是创业人才匮乏更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突出的瓶颈之一。毋庸置疑,大力实施招才引智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当然,人才虽是流动性很强的要素,但有很深的故土文化情结,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不失为当前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从人才政策看,地方政府应针对现阶段各类人才流动特点制定差异化、精准、有吸引力的政策,把政策的实惠落到人才的心坎上,使他们能够放下包袱进入基层就业创业。 从引才机制看,应将引进优质人才作为举全县之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企业家人才,坚持不求所在、但求所能,可通过驻外商会、校友会、同乡会等社会网络广泛接触企业家,利用优质服务、真挚乡情和优惠政策吸引本地在外企业家回乡投资兴业,邀请外地企业家考察投资;针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应鼓励本地企业、科研院所、省内外重点高校采取柔性引进方式吸引人才,为本地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立足县域留住人才难的实际,引导企业在一线城市或区域内中心城市设立“人才飞地”,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实验室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吸引国际优质资源、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将技术成果转移至本地孵化。 从人才培养方式看,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技能型人才需求特点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优化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和培养方式,完善校企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引导本地企业与职业技术院校深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的合作,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三、促进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高标准高起点发展县域产业园区 可根据形势需要,大力支持产业基础较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县域产业园区升格为国家级园区,改善产业园区政策环境。支持省级及以下开发区(或园区)参照国家级开发区标准完善基础设施,鼓励建设绿色低碳园区、智慧园区,全面实施县域产业园区“亩均论英雄”考核机制,提高园区综合效益。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县域各类产业园区的规范管理,治理工业企业散、小、乱布局,撤并散落布局、不成片的产业园区,引导企业向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集中布局。
(二)加大优质公共服务多样化供给 针对县域优质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供给不足、可及性低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可通过共同实施优质公共服务数智化工程,利用数智技术将优质教育、文化精品等公共服务资源开发成线上的数字资源,面向更多县域地区免费开放。探索发展远程医疗、智慧课堂等专业性、公益性的数智化平台,推动本地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分别与中心城市重点学校、三甲医院开展战略合作,促进优质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有条件的县(市)可加强与中心城市对接,吸引中心城市优质学校或医疗机构通过托管、共建等途径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使本地居民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医疗服务。 (三)实施县城更新和改造升级 针对县城的市政设施老化、缺项等问题,各地应因地制宜对老县城实施系统性的城市更新,改造升级传统市政基础设施,分类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高城市宜居舒适水平。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应优先安排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支持县城基础设施的补短板、强弱项,对地下管廊、污水处理、民生公共设施等也应优先保障资金需求。 (四)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和人才购房落户 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建立滞销商品房回购储备机制,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对县域内滞销的商品房进行有序、批量回购,面向本地农业转移人口、从外地返乡人才、引进人才等对象进行定向出售。鼓励农业转移人口携家眷进城落户,购买商品房可享受折扣价,且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针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推出一批区位好、配套完善的人才房,对符合条件的人才予以分类分档购房补贴。 (五)多措并举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建议降低县(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经费的配套比例,在流域、湖泊、荒漠等领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原则上不再由县(市)配套经费出资。制定化解地方债务的分类解决方案,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新增债务,防范债务风险。建立地方债务负担监测预警机制,构建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的数额、增长速度、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预期债务率等定量指标,以及地方政府举债的政策遵循性、风险处理能力等定性指标。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动态监测各地政府的债务风险状况,根据风险评估和预警结果对高风险地区的举债行为进行严格约束,督促地方政府逐步降低债务风险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