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技术竞逐” 到 “协同共生”：中国区域经济升级的底层逻辑与未来图景

—— 基于区域技术结构变迁的深度解读

摘要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本文聚焦区域技术结构变迁，通过构建区域技术互补指数与技术竞争指数，系统分析中国地区间技术关联的动态演变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区域技术结构呈现 “技术竞争先升后降、技术互补持续上升” 的演变轨迹，即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技术结构会从以竞争为主导转向以互补为主导。研究从 “产品是技术组合” 和 “技术创新主体多元化” 双重视角，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从 “产品发现” 阶段向 “技术发现” 阶段的跃迁逻辑。“产品发现” 阶段以企业家主导的本地化产品创新为特征，侧重通过投资驱动实现市场扩张；而 “技术发现” 阶段则强调创新主体在市场竞争压力下，突破地理边界配置创新资源，通过跨区域技术协同实现 “技术发现”，促使行业技术来源日益多元化，进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 “技术发现” 假说：区域技术互补本质上是企业为应对产品市场竞争，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的结果，这种市场化的技术协同机制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区域经济从非平衡到协调发展的演变提供了技术结构视角的解释，也为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技术协同互补、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强调应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区域间技术分工与合作，释放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潜力。

一、时代命题：非平衡发展后的协调转型需求

（一）辉煌与挑战：非平衡战略的双面镜像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以非平衡发展战略撬动了经济增长的杠杆。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率先崛，深圳用四十年时间从渔村蜕变为科创之城，上海浦东从农田变为金融高地，长三角与珠三角成为全球瞩目的制造与创新集群。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区域发展的深层矛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增长乏力、中西部与东部的人均 GDP 差距一度突破 40%、全国超 20 个省份曾扎堆布局光伏产业导致产能过剩……这些现象揭示出一个核心问题：当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遭遇瓶颈，区域经济如何从 “各自为战” 走向“协同进化”？

（二）战略转向：创新驱动与区域协调的国家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强调，要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要素流动与高效集聚”。这一论述如同破局密钥，指引学术界与政策界探寻新的发展逻辑。南京大学郑江淮教授团队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 —— 他们以区域技术结构为切入点，试图解开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的“黑箱”，为中国经济从 “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 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二、理论突破：从 “要素禀赋” 到 “技术能力集” 的认知迭代

（一）传统理论的局限：要素视角的解释困境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区域差异源于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禀赋差异，如同巴西依托矿产、澳大利亚依赖农牧。但这一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浙江 “无中生有” 打造出全球小商品市场，深圳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培育出华为、大疆等科技巨头。显然，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已从 “先天禀赋” 转向“后天能力”—— 即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与演化。

（二）能力集合理论的启示：产品关联背后的技术逻辑

Hausman、Klinger等学者提出的 “产品空间理论” 颠覆了传统认知。他们发现，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其产品在 “产品关联网络” 中的位置：若某地区在某一产品上具备优势，往往能在技术关联度高的产品上快速形成新优势。例如，韩国从纺织业向半导体产业的跨越，本质是共享 “精密制造能力”；德国汽车产业的强大，源于机械工程、电子技术、材料科学等技术领域的协同。郑江淮团队将这一理论延伸至区域研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 “技术能力集合” 的积累与演化。这里的 “能力”，不仅包括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 “硬指标”，更涵盖人才储备、产业生态、制度环境等 “软要素”，如同根系庞大的乔木，只有根系发达，才能枝繁叶茂。区域经济的竞争本质是 “技术能力集” 的竞争，区域协同的关键是技术领域的互补性整合。

三、研究方法论：数据背后的技术结构密码

（一）数据选择：专利背后的技术地图

研究团队选取专利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因其是技术创新的直接载体。通过梳理 1990-2020 年中国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万条专利信息，团队构建了区域技术分布的“动态图谱”：早期（2000年前），东部专利集中在电子信息、轻工制造领域，中西部以资源型产业技术为主，呈现明显的 “技术鸿沟”；2010年后，长三角、珠三角出现跨区域专利合作趋势，上海的芯片设计专利、苏州的封装技术专利、杭州的软件算法专利开始交叉引用，形成 “技术群落”。

（二）核心指标：互补与竞争的量化框架

为衡量区域技术关系，研究团队设计了技术互补指数与技术竞争指数。前者反映地区间技术领域的差异性与协同潜力，例如某地擅长新能源技术，另一地精于智能控制技术，二者互补指数较高；后者衡量技术领域的重叠程度，如多个地区同时研发锂电池技术，竞争指数则攀升。数据显示，2000-2015 年全国技术竞争指数从0.35 升至 0.52，各地在热门领域 “扎堆内卷”；2015年后竞争指数回落至 0.41，互补指数从 0.41 跃升至 0.63，标志着区域技术结构进入新阶段。

四、关键发现：技术结构变迁的 U 型曲线规律

（一）演化轨迹：从 “竞争主导” 到 “互补主导” 的转折

研究揭示了区域技术结构的 “U 型曲线” 特征：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 GDP 低于 3 万元），各地为快速积累资本，竞相进入低门槛、高收益技术领域，导致重复研发与资源浪费。典型案例是 2010 年前后全国20 余省份上马光伏项目，最终引发全行业亏损；当经济发展至较高水平（人均 GDP 超 5 万元），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寻求差异化，主动与其他地区开展技术互补。如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聚焦芯片设计，东莞专注芯片封装，珠海主攻设备制造，形成了 “设计 - 制造- 封装” 的完整链条，互补指数较 2010 年提升了78%。

（二）驱动机制：市场竞争倒逼的 “技术发现” 假说

为何会出现从竞争到互补的转变？团队提出 “技术发现假说”：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饱和压力时，单靠本地技术难以突破，必须在更大地理范围内整合资源。例如，美的集团为攻克空调能效技术，在日本研究材料、德国开发压缩机、深圳设计智能系统，这种 “跨区域技术发现” 使专利转化率提升 40%。从区域层面看，这种行为如同“技术扩散波”：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来源中，本地占比从 2000 年的80% 降至 2020 年的 45%，中西部贡献度从 10% 升至 35%，形成 “多源共生”格局。

五、阶段跃迁：从 “产品发现” 到 “技术发现” 的发展逻辑

（一）投资驱动阶段：企业家的 “产品拓荒”

工业化初期的区域经济以 “产品发现” 为核心特征。企业家凭借市场直觉率先进入空白领域，如温州皮鞋、义乌小商品、深圳电子组装，通过模仿创新实现快速扩张。这一阶段技术以 “拿来主义” 为主，专利数量少且集中在实用技术，区域间以产品竞争为主，技术互补性弱。数据显示，2000 年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超 60%，发明专利仅占 15%，且 80% 的专利申请来自东部地区。

（二）创新驱动阶段：区域协同的 “技术深耕”

当经济发展到创新驱动阶段，“产品发现” 的边际效益递减，企业必须转向 “技术发现”—— 通过深度研发挖掘技术关联网络。例如，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技术突破，依赖武汉的正极材料研究、上海的电池管理系统开发、宁德本地的制造工艺优化，形成 “跨区域技术链”。从区域看，这种转变意味着从 “点状突破” 到“网络协同”：京津冀地区构建 “北京基础研究 - 天津应用开发 - 河北生产转化” 链条，中关村研发成果在津冀的转化率从 2010 年的12% 提升至 2020 年的 38%，区域整体创新效率提升 50%。

六、协同逻辑：技术互补背后的三大动力机制

（一）产业链分工的必然要求

产业链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互补的必要性。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产业链涵盖电池、电机、电控、智能网联等环节，单一地区难以掌握全部技术：福建宁德聚焦电池制造，江苏无锡主攻电机研发，浙江杭州开发车联网技术，三地技术互补指数达 0.82，较各自独立研发效率提升 60%。研究表明，当产业链环节超过 5 个时，区域技术互补需求显著上升，因为“全链条自研” 的成本是“协同研发” 的3-5 倍。

（二）创新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

人才、资金、设备等创新要素具有 “向优集聚” 特性。在“技术发现” 阶段，企业为降低成本，将研发环节布局到最优区位：华为将基础研究放在北京（高校密集）、应用开发放在深圳（贴近市场）、生产制造放在东莞（供应链完善），这种 “研发飞地” 模式使创新周期缩短 40%。从区域看，东部地区通过 “总部 + 基地”“研发+ 生产” 等模式，将技术溢出至中西部，如长三角企业在安徽设立的研发中心数量，2015-2020 年间增长210%，带动当地技术能力提升。

（三）制度创新的催化作用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技术互补的 “润滑剂”。长三角推行的 “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 制度，使企业可跨省市使用研发补贴，降低 30% 的协同成本；粤港澳大湾区推出“跨境专利优先审查” 政策，将审批周期从 24 个月缩短至 12 个月，直接推动互补指数上升 0.12。相反，在行政壁垒较高的区域，技术协同效率下降约40%，说明制度创新是技术互补的必要条件。

七、典型案例：区域技术结构变迁的现实样本

（一）长三角：从 “同构竞争” 到 “协同创新” 的范式革新

2000 年前后，长三角 15 个城市中有 11 个将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但近年来，通过 “G60 科创走廊”建设，区域内形成明确技术分工：上海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 “卡脖子” 技术，苏州发展纳米材料、南京攻关航空航天，杭州深耕数字经济。2020 年数据显示，长三角技术互补指数达0.71，较 2010 年提升 97%，区域专利合作率从 18% 升至 45%，诞生了全国 1/3 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全球创新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二）成渝双城经济圈：内陆地区的技术协同突围

长期以来，成渝地区面临 “技术孤岛” 问题：重庆笔记本电脑 90% 零部件依赖进口，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与周边协同度不足20%。“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地探索 “制造 + 研发”协同模式：重庆依托京东方、惠普等企业完善 “芯屏器核网” 产业链，成都以电子科大、中科院成都分院为支撑主攻芯片设计，共同建设西部科学城。2020 年，成渝技术互补指数较 2015 年提升 65%，笔记本电脑本地配套率从 10% 升至 45%，成为中西部技术协同的标杆。

八、政策启示：构建技术协同发展的四维框架

（一）强化市场机制：让 “市场之手” 主导技术资源配置

研究表明，市场竞争是技术互补的根本动力。政府应减少对技术领域的行政干预，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技术要素市场。可借鉴 “长三角技术交易所” 经验，搭建跨区域技术供需平台，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合作。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探索技术入股、收益分成等市场化激励模式，让创新者获得合理回报。

（二）优化区域分工：绘制动态更新的 “技术地图”

各地需根据自身技术能力与发展阶段，明确差异化定位。建议建立 “区域技术竞争力评估体系”，定期发布各地区在不同技术领域的优势指数，避免盲目跟风。例如，东部发达地区可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中西部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新能源、特色农业技术，形成 “前沿探索 - 应用转化- 产业落地” 的梯度协同。

（三）完善基础设施：打通技术协同的 “物理与制度通道”

技术互补需要高效的要素流动网络。一方面，加大高铁、5G、数据中心等 “新基建” 投入，缩短区域间 “时空距离”—— 如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1 小时研发圈”；另一方面，推进 “跨省政务服务通办”，简化企业跨区域研发、生产的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研究显示，跨区域政务效率提升 10%，可带动技术互补指数上升 0.05。

（四）培育创新生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 “创新共同体”

技术互补的深层基础是 “政产学研用” 协同生态。可借鉴 “深圳新型研发机构” 模式，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 “揭榜挂帅” 式研发；政府设立 “区域协同创新基金”，对跨区域合作项目给予最高 30% 的资金补贴。例如，京津冀 “雄安中关村科技园” 吸引 200 余家北京企业入驻，实现 “研发在雄安、转化在京津”，创新效率提升 40%。

九、未来展望：在技术协同中重构中国经济版图

站在 “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区域经济正处于从 “规模扩张” 向“质量跃升” 的关键转折期。郑江淮团队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区域技术结构从竞争到互补的转变，本质是经济发展从 “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 跃迁的外在表现。当每个区域都能在技术网络中找到独特坐标，当创新资源如同血液般在全国范围内循环流动，中国经济将摆脱对单一增长极的依赖，形成 “多极支撑、全域创新” 的新格局。

未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入，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我们有望见证更多 “技术协同示范区” 的诞生 —— 长三角的芯片、成渝的智能终端、京津冀的航空航天、粤港澳的海洋科技…… 这些区域技术集群如同璀璨星辰，共同构成中国创新的“银河体系”。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在于对 “技术互补” 这一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与主动实践。

本文内容的引用格式与著作权如下

郑江淮，陈喆，孙志燕，冉征. (2022). 从竞争到互补：区域技术结构变迁的测度与理论假说. 《经济评论》, (1),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