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耀军，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北京 100872）。李佳林，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北京 100872）。
一、引言
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构建区域经济新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涉及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优化升级，更强调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与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路径，最大化区域协同发展的综合效益，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陆娅楠等，2021）。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通过打破地域壁垒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我国经济的韧性与国际竞争力。此外，区域高质量发展还是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石。
区域高质量发展既要求发展水平提升，又要求发展质量提高，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体系需要从多维度展开。首先，要以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在当前中国传统产业资本报酬递减的背景下，创新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贺灿飞等，2022），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次，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地区发展可持续，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马茹等，2019），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最后，区域高质量发展在追求各地区发展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也强调地区间发展的协同性。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各地区依据自身条件发展适宜产业，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经济循环畅通，从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协同合作。
现有研究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绿色低碳发展等角度研究了如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赵涛等，2020；上官绪明等，2020；黄庆华等，2020），而在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所有因素中，人口因素是最重要、最基础、最能动的要素。人口要素一方面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以劳动力的形式参与到产品生产中，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消费者参与到产品消费中，从供需两端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劳动力供给充分的人口红利期，带来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腾飞（陆旸等，201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以及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红利逐渐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和配置型转变（何雄浪等，2024）。新型人口红利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口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机会窗口，在人口的健康和质量、劳动力和产业流动等维度已逐渐显现（原新和金牛，2021），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在全国呈现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老龄化和高龄化进一步加速，人口总抚养比由减转增，人口规模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低。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式微
1.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下降
近年来，我国人口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出生率也持续下降，未来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将相应减少，削弱了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出现，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口数量将不足以弥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导致劳动力总量逐渐减少。
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然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占比分别在2013年、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2013—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10.1亿人下降到9.7亿人，预计2050年下降至7.7亿人；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74.5%降至68.6%，预计2050年下降至59.9%。人口数量红利正在走向消失，我国经济难以继续依赖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来实现持续飞速增长。
2.抚养比已经走向“U”型曲线的右边
当前我国呈现出显著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比例显著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显著标志，带来了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1982—2010年，我国总抚养比从62.6%下降至34.2%，少儿抚养比从54.6%降至22.3%，而老年抚养比则从8%上升至11.9%；而2010年以后，我国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进入“U”型曲线的右边；根据预测结果，2035年我国总抚养比将达到52.8%，人口红利或将转变为人口负债。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指标，其“U”型曲线的演变趋势深刻揭示了人口规模红利逐渐消失的复杂过程，体现了从初期少儿抚养比下降带动的总抚养比降低，即人口红利的释放期，到后期老年抚养比急剧攀升、少儿抚养比相对稳定或略有下降，共同驱动总抚养比回升的动态转变。与日本、韩国等多数发达国家类似，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后，我国正处于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转折期。
3.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空间差异
从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比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位于前十名的省份主要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与辽宁。直辖市与东部沿海省份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主要来源于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这些省份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仍处于数量型人口红利期。而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一方面，由于少儿人口占比较低，东北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长期徘徊在全国末位行列，且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也是2019年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此后也一直维持在负增长率最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受冬季严寒气候影响，许多老年人“候鸟式”养老，在秋冬季节前往海南等南部地区，导致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并不高，但实际养老金负担仍然较重，且养老金的支出并未伴随相应的消费回流，加剧了社会负担，导致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并未带来较大的人口红利。相比之下，除山东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低的十个省份主要为中西部地区省份，其中不乏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省份，比如湖南、河南、安徽、四川等。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市）存在较为明显的青年劳动力外流问题，降低了流出地区的人口红利优势，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压力，对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逐渐凸显
随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劳动人口年龄的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同时，医疗技术的进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以及健康意识的提升，也共同促进了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和生产力。质量型人口红利不断积累，将逐渐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
1.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社会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人均接受学历教育的年数，是反映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综合指标。近年来，我国教育体系持续完善，各级各类教育水平显著提升，终身教育理念被更多人接受，学习型社会构建步伐加速，显著增强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体教育素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6.14年到2021年的10.75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15—24岁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展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新增劳动力群体的教育水平实现飞跃式提升，有效缩短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一些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3年，即在2025年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普遍达到高中二年级及以上的教育层次，这对于加速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
2.劳动力平均年龄逐渐攀升
在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迅速。从1985—2021年，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加到39.42岁，已逼近40岁。劳动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年轻劳动力的比例相对减少，而中年和老年劳动力的比例相对增加。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创新能力可能出现下降，同时老年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可能因健康问题或退休而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的经验积累与“干中学”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促进了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形成。
3.劳动力健康水平逐步改善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战略的实施为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战略指引。从1978—2021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66岁上升至78.2岁，相较于过去有了显著提升。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国家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体现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显著成效。
4.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空间差异明显
第一，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总体来看，经济发达省份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长，如北京、上海、天津；而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较短，如西藏、青海、云南。从四大板块来看，东部地区由于教育资源丰富，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更高，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比也更高，生产效率也相对较高。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质量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人口红利的潜力。
第二，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差异。分地区来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入，导致劳动力平均年龄相对较低。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滞后，劳动力外流现象严重，劳动力平均年龄相对较高。从省份来看，劳动力平均年龄“最老”的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浙江；“最年轻”的是海南、新疆、广东、贵州、西藏。2021年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大的省份在东北地区，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均超过40岁。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是导致东北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的重要原因。许多年轻人选择到经济更发达、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发展，导致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大龄人群占比增加。作为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广东2021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是37.72岁，处于较为年轻的行列，这主要得益于跨省流入人口相对较多，而外省流入人口中，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高达九成以上。
（三）配置型人口红利逐步扩大
配置型人口红利是指基于人口在地区和产业层面的发展变化所形成的人口机会，进而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人口空间流动能够促进配置型人口红利实现。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我国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6%。根据2020年地级市净流入人口排名，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是主要的人口净流入区域，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的特征比较明显。从人口规模的变化来看，人口从中西部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2000—2020年人口规模变化前十名的城市主要为直辖市和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与集聚的态势明显。同时，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西部地区人口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总体呈现出人口减少的态势。
目前我国人口流出规模持续扩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人口主要流入地，21世纪我国人口在流动中走向集聚，但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人口承载力仍然存在提升空间，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经济效率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共同提升，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配置型人口红利将进一步重塑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配置型人口红利能够通过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强调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绿色发展和社会公平。本部分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以及配置型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Bloom et al.，2003）。多数研究都认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较高、少儿和老年人口相对较少所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人口年龄结构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减轻社会抚养负担（何雄浪等，2024），形成了人口机会窗口，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原新等，2018）。
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时，企业可以在不显著提高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投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因资本投入增加而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Bai et al.，2006；Cai et al.，2012）。此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促使企业积累更多的利润，进而增加资本积累，同时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的多样化，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进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抚养负担的减轻也形成了对储蓄与投资的双轮驱动。少儿和老年人口比例相对较低，意味着家庭和社会在抚养和教育子女以及赡养老人方面的负担较轻。这种负担的减轻使得家庭和个人能够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形成储蓄率上升和资本积累加速的良性循环（蔡昉，2022）。储蓄资金的增加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同时，投资的增加也能够带动就业岗位的创造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进一步促进消费市场的繁荣和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消失，数量型人口红利整体呈现出收缩的状况。传统人口红利通过供给侧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促进效果逐渐消减（黄凡等，2022）。从需求端来看，老年人口相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将带来针对老年群体的消费和服务需求，如养老服务、医疗保健等，将对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由于老年人口的收入相对稳定但支出增加，其储蓄倾向可能降低，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储蓄率和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因此，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地依赖质量型人口红利带来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赋能经济发展。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减，质量型人口红利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人口质量红利强调的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健康状况和培育壮大高质量人才队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胡艳等，2022；孙红雪等，2023）。
第一，提升教育人力资本是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更快地吸收新技术、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蔡文伯等，2024）。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关键手段，不仅增强了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还促进了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Lucas，1988），为区域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
第二，高质量的人口有助于推动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在教育人口红利的推动下，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不仅能够在高端制造业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延伸，还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朱兰等，2024）。这种产业升级不仅提高了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还能够形成更加合理、高效的产业体系，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发展。
第三，高素质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从供给侧来看，高素质劳动力更容易接受和推广绿色技术和环保理念，推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传播，从而促使企业使用绿色生产方式，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污染（苏科等，2021）。从需求侧来看，高素质人口对于绿色环保产品具有更强的消费偏好，更倾向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杨明海等，2021），其在消费领域的示范作用能够引导社会形成绿色消费风尚，反过来促使企业提高绿色产品的供给，提高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提升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健康人口红利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健康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劳动力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和更高的工作效率，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健康的劳动力能够更长时间地保持高效工作状态，减少因病假或健康问题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楠玉，2022）。尤其增进中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对于提高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具有重要意义。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趋势下，提高老年人健康保障、促进涉老健康产业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中老年人的就业参与率，从供给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中老年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发展银发经济，促进中老年人口的消费，从需求端进一步释放健康人口红利。
（三）配置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配置型人口红利的核心为人口在地区和产业层面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对区域经济效率的促进能够通过人口流动实现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林毅夫，2017）。
配置型人口红利在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人口流动和集聚促进知识的溢出和技术的交流。人口流动带来了知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干中学”和知识溢出效应为区域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与产业集聚也促进了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加紧密，共同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推动了区域间的创新协同和技术扩散，提升了整体创新能力。
配置型人口红利能够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一方面，由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供给过剩，人口从欠发达地区流出能够提高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杜小敏等，2010），扩大剩余劳动力分摊到的资源与财富，实现人均层面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敛。另一方面，人口流动通过促进区域间合作与交流推动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劳动力的流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劳动力的回流也会带动知识的扩散与传播，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成为可能，流出地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王永进等，2015）。因此，配置型人口红利的释放能够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区域间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的均衡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需在改革开放中构建新生态，均衡人口教育结构，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发挥要素集聚与引领功能。
（一）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培育自由的思想市场，构建创新生态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区域竞争日益激烈，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区追求的目标。人口红利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对其有效挖掘与利用，离不开开放的思想市场与创新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自由的思想市场，能够为人口红利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合适的土壤。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和创新活力。人口红利的释放，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程度不断扩大、教育资源配置水平不断优化，为人口红利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未来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不仅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需要，更是释放新型人口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自由思想市场，能够提供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和多元化的思想交流，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通过构建一个由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创新生态系统，劳动力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创意和想象力，进行思想碰撞和融合，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构建创新生态需要制定和完善支持创新的政策措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等高水平的创新平台，从而集聚创新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激发创新动力，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进而促进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强化人力资本提升与研发保护，促进人口教育结构的均衡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强化人力资本提升成为关键。一方面，应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体系向前和向后延伸。向前来看，应加强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的普及，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支持，同时推动学前教育师资的专业化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向后来看，要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多样化发展，实现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并重的发展格局。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应加大对职业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开设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专业课程；同时，应推动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融合与互补，实现两种类型教育资源之间的有效利用，探索建立“双轨制”或“立交桥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在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路径上的灵活转换。另一方面，在推动教育链延伸的同时，持续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建立健全教育质量标准与评估体系，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与指导，确保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同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产学研合作力度，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深度融合，通过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研发保护是激发企业和个人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和个人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培育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通过建立健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发展，助力提升区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三）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提升老年人口收入和消费力
随着全球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传统意义上基于青壮年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老年人口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经验、技能与稳定性等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机遇。深化对老年人口就业潜力的挖掘与利用，通过增加老年群体的经济参与度，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不仅是对传统劳动力市场观念的革新，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更是有效促进人口红利释放以加速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和退休制度的调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能力和意愿，通过政策引导、职业培训和社会支持，有效激发老年人口的就业潜力。第一，政府应深化社会保障与就业促进相关政策。通过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策略，全面拓宽养老、医疗、失业等关键保险项目的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其支付水平，并进一步完善针对老年人的就业促进政策框架，稳妥推进延迟退休政策，提升老年人口职业参与度，增强老年群体的养老金积累与劳动性收入。第二，积极培育并发展老龄健康消费金融市场。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开展针对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普及与教育项目，提升其风险识别能力、理财规划意识及金融产品选择能力。另一方面，丰富养老金融产品线，设计养老储蓄计划、长期护理保险等符合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与收益偏好的金融产品，以多元化渠道增加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并提供灵活便捷的健康消费信贷服务，降低老年人健康消费的门槛与成本，进一步激活老年健康消费市场潜力。
（四）更好地发挥城市群的要素集聚及开发人口红利引领功能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所带来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对于加速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群已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人口红利的有效释放离不开城市群的引领功能。
城市群作为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聚地，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城市群中心城市及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与辐射作用，通过吸引和集中各类资源形成规模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人口红利的开发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放宽落户条件、完善居住证制度等措施，打破城市群内部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促进劳动力在城市群内的自由流动，降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成本，优化城市群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发挥配置型人口红利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依托城市群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链水平。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推动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群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而实现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
同时，根据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科学规划城市群的人口与产业空间布局，既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与辐射效应，也要注重中小城市的容纳与吸收作用。坚持因地制宜，优化中小城市政策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显著提升其人才吸引能力，提高中小城市劳动生产率，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促进区域内人口的均衡分布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